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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不羁之才网编辑：胡培蔚时间：2025-04-05 12:20:04

人民与国家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国家是宪法权利实践的保护主体。

正确处理两个法治对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在国内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注意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协调，借鉴国外法治、国际法治的有益经验，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2020年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对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要提出改革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国内法治中非涉外法治主要处理对内事务，是以法治手段统筹国内大局的关键，而涉外法治主要处理对外事务，是与国际法治的其他部分共同构成以法治手段统筹国际大局的关键。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轮对外开放，涉外法治工作必须加强战略布局，占领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并且从工作机制、法治措施、企业合规、专业人才四个主要方面对如何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列举了具体举措。其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进入专题：依法治国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国际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

背离国际法治要求、价值、精神的法治活动无法成为开放、包容、进取的涉外法治。所以，国家有关部门要拿出有效措施，下决心尽快解决问题、补齐短板，不断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能力。五四宪法第31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而现行宪法第67条第6项适时把监督的对象扩大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

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总之，人大监督的宪制功能，是促使各级党政机关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鞭策它们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担当维护宪法法律尊严的表率。当然，此前的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1954年宪法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也可以把它们纳入制宪传统的视野，将其视为我国宪制传统的发源性文献。国家机关和第三人积极履行此等义务，公民才能在行使监督权时没有后顾之忧，监督权方可得到充分的享有。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应当在遵守宪法法律方面起着模范带头作用，而没有任何的特权。第41条的一项重要规范内涵是：给予按照宪法规定的权利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控告、检举、申诉的人一个根本的法律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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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宪法上监督条款的规范性质类型关于宪法规范的性质类型，宪法学教科书一般把它们划分为确认性规范、权利性规范、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等。（三）作为权力规范的监督条款在所有的监督条款中，作为权力规范的宪法条款无疑是最多的，它们是《宪法》第11条、第62条、第67条、第91条、第104条、第109条、第127条、第132条和第134条。现行宪法创设了一种新型宪法权力——审计监督权，这与过去财政财务工作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历史教训密不可分。[5]凡此种种，足资证明监委监察权其实就是一种监督权。

[4]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3页。准此以观，我国宪法文本中形式意义上的监督条款共有十二条，其中，《宪法》第3条、第11条和第27条属于宪法总纲条款，第62条、第67条、第77条、第91条、第102条、第104条、第109条、第132条、第134条属于宪法国家机构条款。不过，其中的任何一条要建构起一项真正有效运行的监督制度，都离不开由其他监督条款所形构的监督制度的协作与支持。因而，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监察权入宪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结果。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因而强调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必须相互制衡，以防范国家机关的违宪专断，此乃是分权宪法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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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林来梵教授指出，第41条所规定的监督权体现了我国宪法的一种豪迈的权利理念，并认为此举值得赞许。第41条第1款赋予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6][德]卡尔·雅斯贝斯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夏菲译,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365页。总括而言，第127条、第132条和第134条建构了一套覆盖所有人与事的权力制约机制，充分彰显了有权即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社会主义宪法权力观。因而，我国制宪传统的时间起点，应该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1954年。[40]参见黄明涛:《法律监督机关——宪法上人民检察院性质条款的规范意义》,《清华法学》 2020年第4期,第18页;田夫:《检察院性质新解》,《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第81 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9]参见田夫:《论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双重界定及其意义》,《东方法学》2013年第 6期,第152页。

在《宪法》第6条规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15条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第11条确定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91条和第109条设立审计机关，以实施审计监督。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在作为国家基础规范的宪法中规定经济制度，实乃势所必然。

可以说，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我国宪法已经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撑。[18]《田纪云文集(民主法制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

经验告诉我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诸多违法行为，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应对不力而造成惨重损失的，往往是由各个机关治理效能低下所致。党的十九大报告揭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目的就在于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对于《共同纲领》第39条和五四宪法第10条形成的经济宪制传统，现行宪法第11条有改革但更有继承。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察权与监督权（作为权力的监督权，而不是作为权利的监督权）只有一字之差，在内涵上监察权与监督权之间可能有细微差别，但两者更有暗合雷同之处。第127条是有关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的条款。[15]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26 The Yale Law Journal 710, 711-713(1917);Peter Jaffey, Hohfelds Power-Liability/Right-Duty Distinction in the Law of Restitution, 17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295, 313(2004).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22]没有民主就没有近代化的宪法，因而，民主成为宪法致力于维护的首要价值。监督堪称是一把开启我国宪法之门的钥匙。

第132条第2款规定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特征。[20]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2页。

所以，当年宪法修改委员会内部甚至有人主张撤销检察院建制，最终由于彭真的坚决抵制而得以保留下来。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一般只是赋予公民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权，而甚少在表达自由权之外另赋予公民监督权。

[2] 环顾全球，像我国《宪法》第41条这样赋予公民监督权的情形委实凤毛麟角。第127条规定的监察权是一种致力于反腐的监督权力。[30]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著:《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页。概言之，修宪者诚然在宪法文本中采用的是监察权这个名称，但这不妨碍将监察权解释为一种监督权。

所以，当下宪法学界普遍将该等条款定性为宪法上的公民监督权条款。如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政主要负责人见事迟、行动慢，未有效组织开展灾前综合研判和社会动员，关键时刻统一指挥缺失，失去有力有序有效应对灾害的主动权。

在所有形式意义上的监督条款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恐怕非第11条第2款第2句莫属。二、宪法上监督条款的历史生成类型追溯宪法条款的文本形成史，乃是探究宪法规范意义的一种基本方法。

现行宪法第3条、第41条、第67条第1项、第91条、第104条、第109条和第134条等监督条款，就是充分汲取过去宪法实施历史经验教训的产物。《共同纲领》第39条规定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五四宪法第10条规定通过工人群众的监督，以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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